由 dawei 副标题#e#
（一）
曾经与不少同行讨论过，如何衡量信息的价值。
有时政记者说：判断一则时政新闻的价值，在于它所报道的政策的重要性;有财经记者说：判断一则财经新闻的价值，在于它所报道的资本的多少;有科技记者说，判断一则科技新闻的价值，在于它所报道的新技术的领先地位。
中国疾控中心成功分离的首株新型冠状病毒毒种
这些说的都有道理，但都没有说到本质上。一则新闻的重要与否、一条信息的价值判断，最终归结为对人的影响。又可以拆解为三个指标：
1.影响了多少人(数量);
2.影响了什么人(身份);
3.影响到什么程度(对人的命运的改变，比如染病、受伤、死亡、后遗症以及其它)。
这三点，与判断疫情严重程度的指标一般。
（二）
对于这场或将影响中国命运的疫情而言，2020年1月23日是个重大转折点。这一天，武汉官方宣布了“封城”的消息，瞬间成为各媒体平台的头条新闻。
封锁一座城市，为何会引发空前关注？
答案很简单：封的不是城，而是人。
清冷武汉，封城首日
它影响着疫区武汉大约1400万常驻人口;而自古就被称为“九省通衢”的武汉，今天的迁徙排名位列全国城市第15位。一个武汉高铁站可直达25个省份、40多个城市，几乎覆盖了大半个中国;来自航空业的不完全统计表明：从2020年1月1日到23日封城之前，已经有超过6万人从武汉飞到北京，接近6万人进入上海，去往广东省的也超过了5万人……
就在封城的命令宣布后，又有数万人从武汉“逃”到了中国各地。而这些人可能连接着上百万个亲人、朋友与家庭，最终可能影响14亿中国人。
（三）
有关人的信息，在任何一场灾难中都是核心。比如，全国第一个确诊的病例、第一例死亡的患者、第一例康复的患者，包括某一个省、直辖市、自治区的各种“第一例”。他们都是处于转折点上的人，从无到有、从0到1;他们的背后，是一个传播链条——从1到100再到1000，乃至更多。
再如，有着特殊身份的人，比如北大一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王广发。作为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家组”成员，他患病要比普通人受到的关注高很多。而在1月25日报道的“2岁女童被感染”，说明了病毒已经开始侵害另一个群体。
而最重要的，是病毒传播方式的确认——特别是“人传人”的确认，这是一个质变。110年前，鼠疫在东三省肆虐时，时任“防疫全权总医官”的伍连德所做出的“可以通过空气，在人与人之间传播，具备人传人的能力”的判断，是极其落后的条件下战胜这场甲类传染病的根本。
所以，钟南山院士最大的贡献，也是向公众披露了新型肺炎“人传人”的特点。此前武汉官员及卫生系统最大的罪过，就是隐瞒了这个传播链条。(该如何谢罪？这不是DX问题，而是人性问题)。
同理，正在建设的“火神山医院”的关注度，来源于它的1000个床位，而床位的背后，是1000名患者的收治，以及这1000人传播链条的阻断。包括即将投入使用的试剂盒、药品也是如此，它们的背后都是人的生命。
（四）
我们可以再向前探究一步：人的背后又是什么？
是人心，而表现出来则是情绪。疾病的可怕，在于它不仅会影响人的身体，也可以摧垮人的精神。当一个人绝望的时候，他可能做出任何极端事情。比如，有个别患者撕扯医生的防护服，要“同归于尽”。
所以，即使香港大学教授管轶表达的事实是准确的，但他传递的情绪是错误的。这就如同在战争的紧要关头，一个逃兵向军队宣布：“敌人很强大，我已经跑了，你们看着办!”而钟南山院士以84岁的高龄临危受命赶赴一线，他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治疗方案与真相，还包括对公众情绪的安抚、稳定。
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。
国士无双钟南山
比专家不负责任的说法危害更大的，是武汉官方此前的淡漠、隐瞒甚至放纵。这会让公众不再相信政府。这种情绪在社交媒体里又会被无限放大，与对未知疾病的恐惧一起，把人们的信心一点点地消磨殆尽。
想疏导公众的情绪，只有一个方式，就是信息的披露：
1.真实。每一个数字、每一个案例，客观平实，不能瞒报、不能夸大。
2.及时。建议官方24小时滚动播报疫情核心信息。
3.实用。解释好每一个信息的背后意味着什么，面对疫情，公众最应该做什么。
但一切的结果，都要集中到病患者身上。如果这样全国26省份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(1月25日消息)的国难面前，还把镜头丢给领导，描述高度重视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之类，那也是人性问题了。
如果要做辟谣，最应该面对的，是能引发公众情绪恐慌的谣言——比如，若干具尸体在医院停放几小时无人处理;以及钟南山也被感染等。
同时我们需要考虑的是，在某些重要政治问题没有完全解决、经济又不景气的当下，这场疫情对国家和社会公众信心的影响。
（五）
那么，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平息？
与信息传播的规律相同，依然可以用“源流说”解释：病毒从哪里来？病毒向哪里去？
权威报道表明：2020年1月24日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(CDC)已经成功分离出冠状病毒第一株病毒信息。而此前的情况是：1月9日，中国科学家成功破译了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，并在第一时间共享到了相关国际网站上。此举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的认可。1月18日疫情出现较大范围蔓延后，国内的医学专家们迅速编制出了诊疗指南。一位经历过SARS的医生对媒体表示：这在17年前SARS流行时，根本不可想象。
所以，在“源”的层面上，我们做得不错了。
但问题出在了“流”上。“人传人”信息披露太晚，以及迟到的封城，已经给这次疫情的控制带来巨大难题。源与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，当病毒入侵了某一个人的体内后，他就从“流”变成了“源”。
而这，就是传染病的可怕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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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春运，是全球最大的人类的迁徙，今年将超过30亿人。而在1月初开始的返乡潮之后，是1月底的返城潮。所以，疫情在短时间内肯定不会减弱，甚至在2月会有进一步扩大之态势。正如一些专家所说：这次流行病的控制成本，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。
春运现场(此图为示意图，非指武汉)
但相对有利的一点是：到目前为止，病毒对人体的影响程度相对SARS较轻(SARS的死亡率在10%左右);另外，因为有了SARS的治疗经验，康复者应该不会出现大规模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。
我们期待着，那个每天在攀升的数字会在某一日下降。
（六）
2002年—2004年，作为《南方周末》的调查记者，我从头到尾跟踪了SARS疫情。从广州到北京，再到山西。有几个当时的报道重点，希望能为这次的疫情提供参考：
1.武汉周边地区，以及贫困地区如何对抗疫情？
2.关于病人遗体处理的问题;
3.关于病人康复后的心理治疗问题，比如某些SARS康复者会每天洗手170多次。
也许在现在，说这些为时尚早，但未雨绸缪远胜于亡羊补牢。这次疫情暴发之初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还不太相信会闹得这么大。毕竟，我们有过处置SARS的经验，而时间已经过去了17年。但事实证明，我们高估了。
我们应该牢记一点：不是每个人都会以史为鉴;不是每个人都会把“为人民谋福祉”放在心上;也不要认为一件事情很简单，因为它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——在疫情处置的背后，是一套体系和机制在运转，这就如同中国男足的问题，不是靠球员和教练就能解决的。
所以，国难当头，武汉需要有能力、负责任、敢担当的人物统筹治理，就如同2003年王岐山市长的出现一样。一将无能，累死三军的情况，不能再延续下去了。也只有如此，才能把正在涣散的人心收拢回来。
(重磅!就在本文发布前，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，并向疫情严重的地区派出指导组，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强加一线防控工作)